原標題：后石頭記

焦寶強（左二）和李景柱（左三）一起對張家灣鎮老人進行走訪調查。

李景柱帶領馮其庸等專家勘察墓石出土地。

史樹青和傅大卣對曹雪芹墓石進行鑒定。

曹雪芹墓石原件及刻字碑拓

發現曹雪芹墓石的李景柱。

曹雪芹墓碑鑒定會會場。圖左斜坐者為周汝昌，后排最右為馮其庸。

《紅樓夢》甲戌本第一回，錄有一句脂硯齋眉批：“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那個壬午除夕，公歷紀年是1763年2月12日。照此批語，今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曹雪芹開卷自言，寫的是一塊通靈頑石“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沒有寫完，卻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巔峰之作，兩百多年來不斷被人捧讀、探究、評說……由《紅樓夢》研究而生“紅學”，各種著述車載斗量、汗牛充棟，“誰解其中味”的追問回響不絕。

而在曹雪芹離世二百三十年后，也是一塊石頭，在《紅樓夢》的愛好者、研究者中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1992年7月31日，《北京日報郊區版》發表了通州張家灣發現曹雪芹墓石的新聞。這塊墓石標出的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正是紅學界懸而未決的兩大謎團。但是圍繞著墓石的真假之辯，卻針鋒相對，莫衷一是，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二十年過去，那場爭論早已停歇，但墓石的真偽仍未有定論。這塊石頭，也成了一段未完的故事。

曹霑的墓碑

第一個報道曹雪芹墓石被發現的是《北京日報》記者焦保強，時任《北京日報郊區版》副總編輯。他回憶，這條舉世轟動的新聞來源于一次閑談。

1992年7月上旬，焦保強應邀到通州區（時為通縣）張家灣鎮采訪，采訪主題本來是鄉鎮企業發展。那時的交通條件遠沒有現在方便，張家灣鎮黨委宣傳部部長張文寬一大早就帶車來接焦保強下鄉。兩人一路山南海北地閑聊著。

車開了很長時間，張文寬忽然蹦出個話題：“我們鎮發現了一塊墓碑。”焦保強隨口一問：“誰的墓碑？”

“曹霑的墓碑。”張文寬說。

焦保強當時就是一驚：“曹霑？曹霑就是曹雪芹啊！”

這個文學常識，其實并不被很多人所知。世人多知《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其實“雪芹”是號，本名曹霑倒是不常被提及。張文寬顯然是剛知道不久：“我聽說也是曹雪芹的墓碑。”

焦保強自己倒是看過多遍《紅樓夢》，但是知道曹霑也時間不長。就在那之前不久，他重讀此書時看了一下前言的作者介紹，這才注意到曹雪芹的本名。更為巧合的是，焦保強手里的那套《紅樓夢》中，有曹雪芹家世的一個簡要介紹，其中有一句，說曹家有“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純粹是因為自己在《北京日報郊區版》工作，又負責聯系通縣，焦保強對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

正是因為知道曹雪芹與通縣有此淵源，焦保強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條重大新聞。這一下，焦保強坐不住了，馬上向張文寬了解詳情。而張文寬也只是聽說而已，除了知道發現者是個叫李景柱的農民外，其他細節所知寥寥。

到了張家灣，焦保強的心思就全在那塊墓碑上了，匆匆忙忙完成預定的采訪，他就不斷地要求親眼看一看曹霑墓碑。可是張文寬等人卻有些猶豫，先是安排吃飯，然后又說天太熱，讓他休息一下，改日再去。焦保強說，其實他們對墓碑一事也不知底細，甚至還不能確定是不是真有這塊墓碑。鎮里已經幾次去找過李景柱，可他一直遮遮掩掩，從不肯將墓碑示人。

剛巧，這天中午，張家灣鎮的皇木場村打來電話，說發現了一個兩百斤的石頭秤砣。當時的張家灣鎮黨委副書記王世杰就對焦保強說：“咱們一塊去看看，看完秤砣，再去找李景柱。”

張家灣是舊時京杭大運河的重要碼頭，常有古物出土。焦保強并沒有把秤砣放在心上，草草看完就催著眾人來到了張家灣村。

剛一進村，正碰上李景柱騎車出門。幾個人說明來意，李景柱這次竟出人意料地配合，二話不說帶著眾人來到了自己家。焦保強等人也就成了第一批親眼目睹曹霑墓碑真容的人。

這是一個典型的京郊農家院落，房子剛剛翻蓋不久，嶄新漂亮。李景柱把他們帶進了東廂房北側的一間小屋，屋子的地上正當中，橫躺著那塊墓碑。

猛眼一看，那就是一塊鑿工粗糙的石板，不像墓碑，倒是和很多人家門口的臺階石或者墻基石差不多。墓碑長約1米，寬40厘米，厚15厘米，表面不算平整，有很多平行的刻痕，勉強算作平面。而碑身的側邊更為粗糙，甚至都不成直線。

但是碑身上的刻字顯示著它的不同尋常，“曹公諱霑墓”五個字刻痕不深，卻也清晰可見。碑的左下角刻有“壬午”二字，因為這一角的碑石有殘缺，“午”字下邊的一橫和一豎不全，但字樣仍能分辨。

幾個人正蹲著身子仔細看著石碑，李景柱怕看不清楚，就舀來一瓢清水，灑在碑面上清洗了一下。隨后又不知從哪里拿出塊小石子，沿著碑上刻字的筆畫就劃了起來。

這一劃可是好心辦了壞事，李景柱絲毫沒有意識到石塊摩擦會造成的破壞。焦保強等人伸手阻攔為時已晚，碑石刻字上當即留下了白色的劃痕。

再埋怨李景柱也沒什么意義了。焦保強向他了解了墓碑的發現過程，隨后趕回報社寫稿去了。

稿子很快寫好，通縣卻不同意稿件見報。畢竟這塊墓碑沒有得到權威專家的確認，出于慎重考慮，通縣聯合市文物局，準備組織一次曹雪芹墓碑鑒定會，然后再對外發布消息。

這樣的決定顯然沒有考慮到獨家新聞對記者的意義。焦保強在焦急等待中多方協調溝通，卻始終沒能說服通縣有關部門。半個多月后，焦保強忽然獲知，曹雪芹墓碑鑒定會將在8月1日召開。要是等到那天，他只能眼睜睜看著這條獨家的重大新聞從自己手中溜掉。

7月31日，《北京日報郊區版》提前一天發表了題為《張家灣發現曹霑墓碑》的消息。一時間，舉世轟動。這條消息在世界范圍內被廣為轉載。

焦保強說，因為搶發這篇稿件，通縣和市文物局都對他頗有意見。原定的“曹雪芹墓碑鑒定會暨新聞發布會”，只能改成了鑒定會。不過，“新聞發布會”的取消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那場鑒定會最后也沒能給出一個能夠公開發布的確證新聞。

李景柱其人

針尖對麥芒的爭論，從鑒定會上就開始了。

曹雪芹身后留下皇皇巨著《紅樓夢》，而他本人的身世、行跡卻記載寥寥，數不清的謎團待解。每一次有關他的蛛絲馬跡被發現，都能引起舉世矚目，更何況是他的墓碑。1992年8月1日舉行的那場曹雪芹墓碑鑒定會，聚集了當時在京的大量紅學專家，周汝昌、馮其庸等紅學大家悉數到場。

在現場查看了墓碑之后，墓碑發現人李景柱首先介紹了發現情況，幾位見證人也提供了證言。隨后，專家們發表意見。原通縣文物所所長周良也參加了那次鑒定會，他回憶說，多數專家都因這一重大發現而興奮激動，在發言中論證曹霑墓碑在通縣發現的可能性以及重大意義。而幾位持質疑意見的專家表態后，會議的氣氛發生了變化。

第一個明確對曹雪芹墓碑提出質疑的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北京市文物公司總經理秦公。秦公是中國文物界碑帖鑒定的權威人物，他的意見分量很重。

秦公第一句話就給出了否定的判斷：“這件東西不可信。”他認為，這塊墓碑石質與形制都不對，留有非常明顯的斧鑿痕跡，說明它原來不是準備做碑石的，而是一塊蓋房用的墻基或臺階的用石。碑字的溝槽刀法不是刻石專業的刀痕，而是用鑿子一類的工具，像剒磨盤一樣剒出來的。碑上的字不合常規。如果在祖墳里立碑，應該稱“君”而不是“公”。“曹公諱霑”這四個字也不妥，“公”含恭敬之意，而直呼其名“霑”在古代是很不恭敬的。

在秦公的發言中，曹雪芹墓碑無論真假，刻碑者也幾乎可以認定是個“外行”。在后來更為廣泛激烈的爭論中，很多持質疑觀點的人認為這個“外行”就是李景柱，甚至有“李景柱本人是個石匠”的說法。與李景柱有過多次接觸的焦保強說，通縣地處平原，境內根本不出石頭，石匠就更難找了。李景柱是個略有文化的農民而已，和石匠搭不上邊。

著名紅學專家周汝昌隨后發言。周汝昌在其所著《北斗京華》中也提到過這場鑒定會。按照書中的記錄，周汝昌相對婉轉地表達了質疑的態度，他說“要充分尊重文物專家的鑒定意見”，同時提到了“曹公諱霑墓”沒有“之”欠通順等幾個值得懷疑的細節。

周良回憶，在鑒定會現場，周汝昌曾向李景柱提了幾個非常專業的紅學問題。本就知識有限，又面對著諸多專家，李景柱張口結舌，說得前言不搭后語。這樣的表現，讓現場的很多人對李景柱心存疑慮，這可能也影響了一些人對曹雪芹墓碑的態度。

事實上，即便是堅定認為曹雪芹墓碑毫無可疑的人，對李景柱的印象也很“特別”。可惜的是，李景柱已經去世多年，其家人也早已搬離張家灣村，無從查找，現在只能從其他當事人的轉述中，認識這位曹雪芹墓石的第一發現人。

焦保強介紹，李景柱身材中等，高度近視，戴著個大眼鏡，在農民中間顯得比較另類。他自稱喜歡讀書，頗有些自命清高，言行多有知識分子做派，其實學歷只是初中，在農村算個“土秀才”。

周良與李景柱接觸的時間更長，在李景柱獻出石頭之前，他曾和張家灣鎮政府工作人員多次登門詢問。而李景柱要么推說沒有，要么帶著幾個人在張家灣、高樓金等村胡亂尋找，言辭閃爍。周良后來分析，李景柱略有文化，知道曹雪芹墓碑的文物價值，之所以遲遲不上交，可能是想摸一摸這塊石頭究竟有多金貴。他頗有些小心計。

其實，早在1987年，李景柱就有機會讓這塊石頭大白于天下。那一年，北京電視臺籌拍紀錄片《曹雪芹的足跡》，攝制組到張家灣取景。有個一直跟隨張望的當地人引起了攝制組的注意。這個人就是李景柱，他還與攝制組主動攀談起來。

當時攝制組把張家灣鎮的一所老房子當成了曹家當鋪，李景柱主動帶著他們去拍真正的曹家當鋪。途中，他試探著問了一下“曹霑墓碑的價值大不大？”攝制組中有紅學專家嚴寬，聞言大驚：“太有價值了。墓碑在哪里？”

李景柱托詞說附近有個曹家園，便帶著攝制組的人去亂逛，自然一無所獲。嚴寬回京后，仍對這個線索不死心，又給李景柱寫了一封信，請他幫助尋找墓碑。李景柱沒有回信。

后來，焦保強曾經問過李景柱，既然知道墓碑有價值，為什么不早點獻出來？李景柱的考慮倒是實際：“那時候碑還在我家墻角當房基呢。我說那就是曹雪芹墓碑，房子還不給扒嘍？”

三次破壞

曹雪芹墓碑當時確實是被李景柱埋在墻角，而且一埋就是二十多年。早在1982年全國第二次文物普查的時候，周良就看到過這塊石頭。

周良回憶，當時他到張家灣村走訪調查，聽一位老人說起，“文革”中曾經挖出過一塊曹雪芹墓碑，被李景柱蓋房用了。在那位老人的帶領下，周良找到了李景柱家，那塊石頭就壓在房子的東北角。李景柱家的四個房角，只有這一塊房基石，所以周良印象很深。但是當時石頭只露出一個側邊，根本看不到字。

“總不能因為一句話，就讓李景柱拆房挖石來核實吧？萬一要不是呢？”周良說。他在當時的普查檔案上記下了這個線索，想等李景柱家翻蓋房子時再來核對。這一等就是十年，周良沒等到李景柱翻蓋房子的消息，卻忽然獲知，李景柱把石頭公開展示了。

那時，這塊石頭其實已經被發現24年了。

作為曹雪芹墓碑的發現者和24年的保管者，李景柱是最直接的當事人，可惜他已經去世。焦保強和周良都曾多次訪問過李景柱，并尋訪了多位見證人，他們為記者講述了這個過程。

1968年秋后，正是“農業學大寨”的高潮，京郊大地上到處紅旗招展，農民們聲勢浩大地治山、治水、平整土地。張家灣村西有一塊地被稱為“大扇兒地”，面積足有400畝，高低不平。李景柱就和村民們在這塊地上開展著“大平大整會戰”。

當時的李景柱只有20歲，因為初中畢業算個“文化人”，當上了張家灣大隊第四生產隊的指導員。當時的平地任務是按人分段，實行責任制，李景柱負責的地塊是個高坡，要往下挖一米多深，把土填到別處去。一天下午，李景柱插入泥土的鐵鍬被一塊硬物擋住了。

在那年的“大平大整會戰”中，大扇兒地里挖出了不少尸骨、棺木、瓦罐等。李景柱出于好奇，馬上沿著這塊硬物的邊緣挖了起來，最終挖出了一塊長條石。抹掉石頭上的泥土，李景柱看到了“曹公諱霑墓壬午”幾個字。

一旁的人這時也圍攏過來，李景柱就對眾人說：“這是曹雪芹的墓碑。”其實李景柱當時也沒看過《紅樓夢》，只是因為喜歡讀書，而當時又沒什么書可看，他就把初中老師留下的一本《中國文學史》翻了好多遍，知道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記住了曹雪芹名曹霑。

一起干活的人并不關心曹霑是不是曹雪芹，聽李景柱說這是個清朝大作家，第一反應是墓里會有些隨葬品，于是接著挖。很快，墓石的旁邊挖出一具尸骨，可是除此之外什么都沒有，甚至棺材的痕跡都沒有，在場的人都很失望。

據李景柱回憶，當時墓碑橫放在尸骨頭顱前約1米遠，字面朝上，尸骨頭朝東南，比墓碑埋葬略深。

村里人中有個叫韓士寬的愣小子，他根據“男人頭蓋骨完整，女人頭蓋骨后有鋸齒縫”的民間傳說，判斷這是具男性的尸骨。韓士寬還聽說過，古時候達官顯貴們死后，嘴里會含一顆寶珠。于是，他就拿起那個頭骨在小推車上磕，結果只磕出了一些黑土。

挖出一個古墓，卻什么寶貝都沒發現，失望的農民們就把散亂的尸骨草草掩埋了。

而墓碑被李景柱要走了，他說自己家要蓋房，要用這塊石頭當地基。在不出產石材的通縣，這個理由很有說服力，村民們都不以為意。當天收工時，李景柱就和堂弟用小推車把石頭推回了家。

盡管后來李景柱果然如其所說，把這塊石頭當做房基石壓在墻角，但他的想法絕不是這么簡單。

周良說，李景柱把石頭運回家后，馬上用水清洗干凈，并做了拓片。他其實并不會碑拓，而是采用了一種兒童游戲式的拓片方法——將紙蒙在碑面上，用鉛筆劃蹭紙面。

“曹公諱霑墓”一個字一張紙，“壬午”兩字略小，拓在一張紙上。這六張拓片，李景柱一直珍藏著。1992年8月1日召開曹雪芹墓碑鑒定會時，李景柱把這些拓片也帶去了。但是因為被周汝昌問懵了，可能有些情緒，他對這些拓片一個字也沒提。直到1993年，李景柱才把這六張拓片交給了通州文物所。

周良曾把這些拓片帶到榮寶齋，想請碑拓專家鑒定其制作年代。結果專家一看，說這是“洋紙”，沒法鑒定。原來，碑拓用的應該是宣紙，而李景柱用的是現代造紙技術生產的辦公紙。

專家們建議去找公安局試試，公安局也鑒定不出年代。周良幾經輾轉，最后找到了中國造紙工業研究所，這才得到了結果：這些紙確實生產于上世紀六十年代。

這個鑒定結果，至少能夠證明這塊墓碑確實出土于1968年，但無法解釋李景柱為何將自己十分珍視的墓碑當做房基石。焦保強也問過李景柱這個問題，他回答：“那時候正是‘文革’，批判‘封資修’，到處‘破四舊’，我把曹雪芹墓碑說出去，弄不好被批斗不說，石頭被砸了，我連塊房基石都落不下。埋在墻里，它壞不了、丟不了，能得到最好的保護。”

聽上去，李景柱考慮得很周到，但是后來這塊石頭遭遇的三次破壞，也幾乎都出自他手。

李景柱制作的拓片上，“壬午”兩個字是完整的，而后來面世的曹雪芹墓碑上，“午”字卻有殘缺。那是1991年3月，李景柱家翻蓋房子，重新起出這塊石頭時磕掉了石頭一角。

第二次破壞就是給焦保強等人展示時，李景柱用小石塊劃了石頭上的刻字。事后，李景柱也知道自己犯了大錯，思來想去，想到個彌補的辦法，卻給石頭造成了第三次破壞——他用牙刷蘸著洗衣粉水，給刻字碑面來了個大清洗。

幾天后，周良在李景柱家看到了清洗一新的石頭，火冒三丈。能夠顯示石頭年代的土沁，幾乎被李景柱刷去了。不幸中的萬幸，李景柱只刷了石頭刻字的一面。

河干葬志不容疑

1991年李景柱家翻蓋房子，重新起出了曹雪芹墓碑，他沒有再把這塊石頭當成房基石，而是藏到了東廂房之中。此后，李景柱在和鄰居閑聊時，有意無意地說起過這塊石頭。

但是當聞知此事的文物部門、鎮政府工作人員接連找上門來，李景柱卻一概推說沒有。直到焦保強等人來到了家中，李景柱才第一次將石頭示人。也許，是焦保強的記者身份產生了作用。

周良分析，客觀地說，李景柱起初“擁石自重”，應該是有“多謀些好處”的念頭。原本通縣文物所和張家灣鎮也確實準備給李景柱2000元獎勵，但因為他對石頭的三次破壞，獎勵被取消了。李景柱獻石時，曾提出想到鎮旅游公司工作。但沒等完成手續，僅僅試用了一段時間，他實在不適合這份工作，最后也不了了之。

最終，李景柱也沒有通過這塊石頭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獻石前后，李景柱接受了很多采訪，說自己珍藏這塊石頭“完全是出于對文物的喜愛”，倒也不能說全是虛言。后來石頭真假之辯沸反盈天，李景柱被一些人看做意在“牟利的造假者”，對他確實是個冤枉。

不過，在那場激烈的爭論中，對李景柱的懷疑只是只言片語，焦點始終在曹雪芹墓碑的真偽之上。

（下轉第24版）

（上接第21版）

8月1日的曹雪芹墓碑鑒定會沒能得出統一的意見，對立雙方的觀點隨后見諸媒體，爭論開始公開化。

8月16日，《文匯報》發表了馮其庸撰寫的《曹雪芹墓石目見記》。同一天，同在上海的《解放日報》刊登了周汝昌的《“曹雪芹墓碑”質疑》。馮其庸是中國紅學會會長，周汝昌是久負盛名的紅學大家，兩個人觀點截然相反，直接交鋒，把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

周汝昌在文章中一下列出了曹雪芹墓碑的八個“不合”之處，這也基本能夠代表質疑派提出的全部疑點：

石質不合，碑石為灰色粗巖石，石性極為粗糙，墓碑罕有采用此種粗劣惡石者；

鐫刻不合，從字口看鐫痕，全無技法可言，乃胡亂剜鑿而成；

工序不合，墓碑刻字，皆先經筆寫書丹，而此石字形支離，乃刻字者直接剜刻；

字體不合，刻石大小七字，全不類乾隆時期書體。“諱”字用了簡體字，是最大的破綻；

行款不合，墓碑只標干支，且偏居最“卑下”的左下角，在清代絕無可能，應該是用“皇歷”（乾隆某某年之類）；

文法不合，墓碑若出自曹氏祖墳，不可能稱呼曹雪芹為“曹公”，“中華無此‘禮法’”；

地點不合，曹雪芹友人所作挽詩有“鹿車荷鍤葬劉伶”，借用典故，即隨死隨葬，不擇地點，不入墳塋；

方位不合，根據友人挽詩推證，為曹雪芹掃墓必出“西州路”，絕不會在京師之東。

而馮其庸則敘述了勘察曹雪芹墓石的過程，對曹家在通州的土地產業、曹氏祖墳的所在地進行了文獻考證，曹雪芹墓石的發現地及刻字所提供的信息，都能與這些文獻、挽詩互為引證，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證據鏈。馮其庸堅信，“曹雪芹墓石是真的，無可懷疑”。

在這篇文章中，馮其庸將此前一直被稱作“曹雪芹墓碑”的石頭稱為“墓石”。因為墓石下端刻字未留一點余地，“根本就不是用來豎立的墓碑”，所以深埋在地下一米多深，用來作為墓主標志。這個觀點得到了權威文物專家的印證。

在紅學界對曹雪芹墓石的真偽之辯愈演愈烈之時，8月26日，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和委員傅大卣應北京市文物局之邀，專程到張家灣鎮對墓石進行鑒定。經過現場勘驗，兩位專家一致認定，曹雪芹墓石確真無疑。

有人提醒，“刻字上有新的劃痕。”傅大卣答道：“正是因為這些劃痕，可以看出字口是舊的，這塊石頭絕不只幾十年的東西。”史樹青還在現場作詩一首：“石頭顯世見芹溪，字字斑斕望欲迷。讀罷懋齋懷舊句，河干葬志不容疑。”

史樹青和傅大卣共同為“曹雪芹墓碑”正名為“墓石”。墓石是一種葬志，是埋在墳塋里的標志物。史樹青說，用墓碑規格、標準去考察墓石，自然有很多的不合理之處。而作為墓石，質疑者提出的諸多“不合”反倒成了合理之處。它應該是曹雪芹的友人在倉促間留下的墓志。而且，這塊墓石粗陋的石質、潦草的刻字，恰恰印證了曹雪芹晚年的窮困潦倒和他溘然長逝的身后凄涼。

然而，即便是史樹青、傅大卣這樣的權威文物專家做出的鑒定結論，也沒能得到質疑派的認可。最先發表曹雪芹墓石消息的《北京日報》，成了兩派論爭的主陣地，《北京日報·京華周末》開辟了“曹雪芹墓石爭鳴”專欄，爭論雙方你來我往，針鋒相對。同一個版面并列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石碑不會是偽造的》，另一篇是《石碑可能是偽造的》，可見當時爭論之激烈。

曹雪芹墓碑被定名為墓石之后，周汝昌又在《北京日報》發表了“再質疑”。他認為改名墓石“缺乏學術內容”，“是一種想象的設詞而已”，并沒能解答自己的諸多質疑。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周汝昌也承認了自己的一個“誤說”。墓石所刻的“諱”字并非簡體字，他“當時看不清”，所以要做更正。不過，他強調，更正“只限此一字的問題”。

“壬午”“癸未”之爭

《北京日報·京華周末》開辟的“曹雪芹墓石爭鳴”持續了將近兩個月，兩派往來多個回合，雙方都是引經據典，言之鑿鑿，卻誰也不能說服誰。

實際上， 圓錐式破碎機，圍繞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辨，背后卻是紅學界久爭未決的兩大謎團，這就是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之謎。針對這兩大謎團，紅學界已經吵吵嚷嚷了半個多世紀，卻得不到一致的答案。此前的爭論，各方觀點都是來自考據，而曹雪芹墓石的出現，則是曹雪芹卒年和葬地的直接物證，它的真假，直接影響著這兩大爭論的最終結果。

關于曹雪芹的去世時間，紅學界主要有“壬午說”和“癸未說”兩種觀點。

壬午說，即認為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公元1763年2月12日。

最早提出壬午說的是胡適。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中的眉批“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胡適在1928年發表《考證的新材料》一文，提出了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的說法。后來的俞平伯、王佩璋等人也都贊成這一觀點。自胡適之后，二十年間基本沒有異說。直到1947年，周汝昌在天津《國民日報》發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提出了“癸未說”。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干支紀年法和公歷紀年法在年份時間上有交錯，1763年是癸未年，但這一年的2月12日之前，都屬于壬午年。周汝昌認為曹雪芹逝世于癸未年除夕，這一天是公歷1764年2月1日。

周汝昌的根據是敦敏所編《懋齋詩抄》中《小詩代柬寄曹雪芹》。此詩作于癸未年春，詩中云：“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這時候敦敏邀請曹雪芹到他家中飲酒賞春，那么曹雪芹就不可能死于壬午年。敦誠有《挽曹雪芹》一詩：“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這首詩成于甲申年初，周汝昌認為詩注“前數月”指的是寫詩的幾個月之前，而不是普遍認為的“曹雪芹逝世前幾個月”。甲申年初的“前數月”，也就是癸未年。

在這兩種說法之外，還有學者提出過“甲申說”，但支持者寥寥。而“壬午說”和“癸未說”一直是紅學界激辯的焦點。周汝昌和俞平伯間就曾有過激烈爭論，紅學界也分成了涇渭分明的兩派，王佩璋、周紹良、陳毓羆等紅學家都持“壬午說”；主張“癸未說”的在周汝昌之外，還有曾次亮、吳恩裕、吳世昌等。

曹雪芹墓石左下角的“壬午”二字，無疑為“壬午說”提供了一個有力佐證。馮其庸在《曹雪芹墓石目見記》中寫道：“過去我是主張‘癸未說’的”，但是因為曹雪芹墓石上“寫得一清二楚的字”，他改變了看法。

然而“癸未說”的大部分支持者并不認可，相反，墓石上的“壬午”二字恰恰是他們質疑的依據。周汝昌認為，墓碑（周汝昌不接受“曹雪芹墓石”的判定）鐫刻的紀年應該是立碑的時間，“如果曹雪芹真是卒于壬午除夕，那么就算次年初一就能立石，也得刻上‘癸未’。”

在“壬午說”一派看來，曹雪芹墓碑實為墓石， 細砂回收裝置，就已經能夠解釋為何刻上“壬午”二字了。馮其庸后來又寫了一篇萬字長文《重議曹雪芹的卒年》，認為曹雪芹晚年窮困潦倒，“死后，朋友們為他鑿一塊墓石為記，刻上‘壬午’的紀年,以志他的逝年，這是完全合乎情理，無可懷疑的。”

馮其庸也提到了敦敏作于癸未年春的《小詩代柬寄曹雪芹》，不過，馮其庸注意到，在此后的幾首詩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并沒有應邀赴約。此后兩年時間里，敦敏的詩作中再沒有出現與曹雪芹的唱和之作，直到第三年乙酉年，才有了曹雪芹的名字，這就是《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由此推斷，癸未年春，敦敏邀請曹雪芹“來看小院春”時，曹雪芹就已經逝世了。這與脂批“壬午除夕”相合，曹雪芹墓石上的“壬午”二字，于考證曹雪芹卒年至為重要。

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辯，糾結著“壬午”、“癸未”之爭，信曹雪芹墓石為真者，自然將其視作解開曹雪芹卒年之謎的鑰匙；疑曹雪芹墓石為假者，則言造假之物如何為憑？

墓石的真假判斷不一，“壬午說”、“癸未說”仍各自堅持己見。

何處招魂賦楚蘅

對于爭論各方來說，剛獲知曹霑墓石出土于通州張家灣時都有些出乎意料。此前，幾乎沒有紅學家認為曹雪芹會埋葬在那里。

周汝昌在《曹雪芹傳》中寫道：“二三友朋，賻贈相資，草草殯葬。西山某處，荒墳一角，衰草寒煙，便是這位文學巨人的歸宿之地。”雖然周汝昌的這個判斷亦在紅學界有所爭議，但多數紅學家都趨向于認可曹雪芹葬于京西。西山黃葉村是曹雪芹晚年生活、著書之地（此說同樣頗有爭議），他在這里留下了不少遺跡。而曹雪芹晚年“舉家食粥酒常賒”，逝世時貧病交加，在附近草草下葬也合乎情理。敦誠《挽曹雪芹》詩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被引為“隨死隨葬”的依據。更有人考證，曹雪芹就葬于西山正白旗村東的地藏口，那里是一片山谷，是滿族正白旗的墓地。

但是，西山區域至今沒有任何曹雪芹葬地的相關文物被發現，此說的依據皆為考據、推測。

當一些紅學家、考古學家正在西山腳下的溝溝壑壑中尋找曹雪芹墓地的時候，1984年，北京鍋爐廠一個普通工人、名不見經傳的“業余紅學家”李溫良，提出了與諸多專家觀點相左的建議：“如果大家的注意力從京西向京東轉移，再到通縣左近的方向去找找，或許會有突破。”李溫良第一次指出曹雪芹可能葬于通州張家灣，但是人微言輕，那篇文章未獲重視。

另一次曹雪芹葬地與通州產生聯系的時間更早。曹雪芹墓石爭論風波乍起之時，考古專家蘇天鈞撰文回顧了一段不為人知的舊事。

那是1963年至1965年之間，第一次“紅學熱”之后不久。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昆侖也是位紅學家，他曾組織過一次全市范圍的曹雪芹墓地調查尋找活動。當時調查組對全市有記載的“曹家墳”、滿族正白旗墓地等進行了普查，猜測的曹雪芹家祖墳有通縣、房山等幾處，通縣八里橋附近的楊閘有一處十幾畝大的墓地，當時被認為是最大的可能。

調查組對這處墓地進行了挖掘，發現了屬于滿族貴戚的尸骨和隨葬品，但沒有任何出土物能說明墓主的身份。當時的守墓人稱這塊墓地是滿族正藍旗，與曹家明顯不符，這讓調查組大為失望。不久后“文革”開始，那次對曹雪芹墓的尋找活動戛然而止，所獲資料也散失殆盡。

蘇天鈞也是曹雪芹墓石的質疑者之一。他是當年曹雪芹墓調查組的成員，“并沒有聽說過通縣張家灣有曹家墳。”他認為從考古的專業視角來看，那塊墓石“疑點太多，要慎重對待”。

對“曹家墳”之說，焦保強有不同看法。在報道了張家灣發現曹雪芹墓石之后，他又進行了數次更為深入的調查走訪。當地幾位老人回憶，挖出墓石的大扇兒地中曾有很多墳塋，在當地人的口中就稱為“曹家墳”。

雖然曹雪芹墓石在張家灣被發現讓不少紅學家感到意外，但結合這塊墓石再去審讀敦誠等人懷念曹雪芹的詩句，卻大有豁然開朗之感。

敦敏、敦誠兄弟和張宜泉是曹雪芹同時代文人并且交誼深厚，他們留下了很多與曹雪芹相關的詩篇，是研究曹雪芹家世和《紅樓夢》成書過程最重要的文獻資料。有意思的是，在墓石的質疑者一方，同樣的詩句、乃至同一個字，也可以用來證明墓石之偽。

敦敏《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河干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憑吊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周汝昌認為河干集飲之處乃是京東二閘（今高碑店一帶）河邊一個酒樓，名叫得月樓，與張家灣還有二十多里之遙，不可能在這么遠的距離為曹雪芹掃墓。馮其庸等人則認為“河干”即為潞河之濱，與張家灣相距不遠。此詩收入敦敏《懋齋詩鈔》，詩集開頭就是《東皋集》，“東皋”乃張家灣舊時別稱。

敦誠《挽曹雪芹》共三首，第三首是前兩首合并改作。詩中有“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之句，周汝昌說，“敦詩特標西州路，則曹雪芹墓絕不在京師之東，確鑿無疑。”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劉世德撰文反駁說，“西州路”語出有典，意在寄托對已去世的好友或親人的懷念之情，絕不是指方位。詩中還提到“舊坰”、“故壟”，明確是曹家祖墳的代稱。

兩方紅學家選用的敦誠《挽曹雪芹》詩篇還存在文本上的差異。周汝昌引用的詩句是“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由“青山”二字可知，曹雪芹應葬于西山，通州皆是平原，怎么會有山呢？張宜泉《傷芹溪居士》中的最后兩句“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亦能證明此點。

而另一方的紅學家則紛紛指出，“青山”其實是“青衫”之誤，語出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典故，這一點早已得到考證。至于張宜泉《傷芹溪居士》，通篇未提曹雪芹葬地，詩中流露的信息只證明曹雪芹曾在西山生活、著書。馮其庸更指出，“空山”意味深長，可能就是因為曹雪芹已逝，連墳墓都不在西山，所以才有“空山晚照涼”之嘆。

紅學家嚴寬引用了敦敏的另一首詩《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遙山千疊白云徑，清磬一聲黃葉村。小園忍淚重回首，斜陽荒煙冷墓門。”他指出，黃葉村是曹雪芹著書之地，敦敏所說的“兼有所吊”自然是憑吊曹雪芹，“斜陽荒煙冷墓門”可知是曹雪芹墓無疑。劉世德則對此說并不認可。他認為這首詩的寫作時間不能確定是曹雪芹死后，而且詩中只字未提“兼有所吊”的究竟是誰。以敦敏和曹雪芹相交之厚，不可能隱去曹雪芹之名。

……

對曹雪芹墓石的真假之爭，沸沸揚揚吵了兩個多月，雙方把各自的依據用盡，還是不能達成一致。恰在此時，1992年10月18日，中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在揚州召開。研討會的主題本是“《紅樓夢》與中國文化”，但與會的國內外紅學家卻不約而同地討論起了曹雪芹墓石的真假。

這次研討會得出了“基本認定曹雪芹葬于通縣張家灣”的結論，但還是沒有被《紅樓夢》的愛好者、研究者普遍接受。曹雪芹墓石質疑派的代表人物、紅學大家周汝昌并沒有參加那次研討會，對這個結論也未予置評。

在此后的數年中，輿論對曹雪芹墓石真假的關注熱情逐漸散去，紅學界卻仍不時泛起波瀾。周汝昌、馮其庸就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舊話重提，繼續申明自己的看法和判斷。

為《紅樓夢》付出了畢生精力的周汝昌先生，于去年5月31日逝世。而《紅樓夢》的斑斕深邃之夢，仍讓無數人為之迷醉，不懈探究。“一千個讀者心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紅樓夢》來說，何嘗不是如此。

而留下這部中國古典文學第一奇書的曹雪芹，今人所能了解的卻太少太少。一塊曹雪芹墓石引得爭論不休，曹雪芹的卒年和葬地始終無法定論。再讀敦誠詩《挽曹雪芹》，不由讓人同發感慨：“故人欲有生芻吊，何處招魂賦楚蘅？”